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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过程”视角下的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构建
发布日期:2020-11-20 01:28   来源:未知   阅读:

  作者简介:朱军,男,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副教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政治与民族理论(云南 昆明 650091)。

  内容提要: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族冲突现象频发,促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性的社会纽带,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也被赋予积极的功能和作用。基于“价值-过程”的分析视角,公民身份在统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的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政治价值引导”和“政治过程开放”。“政治价值引导”可以决定国家认同的内容、引导权利构建的方向、调节政治过程的开放,“政治过程开放”决定了资格赋予的范围、权利拓展的领域和参与深化的程度。在多民族国家中,“政治价值”与“政治过程”的良性互动才能有助于推动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国家认同的构建。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多民族国家始终面临着处理民族多元与政治一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多元的民族群体整合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探讨逐渐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源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发展过程中认同意识日益强化的趋势,各种围绕民族认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另一方面,从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角度来看,了解和掌握民族认同的发展趋势与状态也成为分析、研判国家认同构建程度和社会稳定的风向标。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研究逐渐在国内的民族研究领域升温。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研究成果涉及公民身份的多元维度①在构建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大量有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冲突或者统一的价值和理念的讨论,实质上关系公民身份由哪部分民族群体享有以及这种公民身份的赋予是否与民族身份相冲突的问题。例如“和谐论”说明了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可以和谐共存[1];对民族分离主义理论基础——民族主义理念的批判,论证了以单一性的民族身份建立国家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2];“公民化国家”的政治设计指出了现阶段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共存、共荣的特征[3];以“国家民族”为核心范畴的理论试图用政治性的公民身份包容多元的民族身份[4]。同时,还有大量实证性或者规范性研究探讨国家认同构建的基础,例如,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5]、民族文化发展权益[6]、西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东部的就业权利[7]279-295、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权利[8]、执政党认同[9]等等。

  上述研究成果涉及公民身份多重维度的某些方面,为我们认识公民身份在构建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实践范例或者理论论证。但是对公民身份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中的作用机制缺少总体性说明。本文重点分析公民身份在统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的“政治价值引导”和“政治过程开放”两种机制,即通过“价值-过程”视角详细阐明公民身份在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种政治共同体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纽带之上,社会纽带表明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需要,以及合法性权威实施的内在基础。民族作为一种围绕族性要素建立起来的社会纽带,无疑在形成和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凝聚作用。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政治共同体往往围绕血缘性氏族、部落组织形成和发展,后来才伴随氏族、部落之间的征战产生了国家。现代社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民族认同的影响和渗透,在公民政治传统孱弱、国家力量尚不能为民族成员提供平等保护的地方,民族认同对于群体集体行为和凝聚力依然发挥强大的影响。格罗斯把这些国家称之为部族国家,这类国家社会纽带是血缘性的,“部族国家往往把宗教、族属和政治制度混同为一个单一原则和属性”[10]7。民族认同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部族国家,国家合法性建立在血缘联系之上,必然造成国家成员身份的排斥性限定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现代公民身份建立在地缘基础之上(尽管仍然对公民身份有血缘性规定,例如德国以血统原则确立公民资格),并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公民权制度,建立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这种制度设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第一,公民身份是一种基于地缘基础的认同形式,可以超越各种民族的狭隘性界限,拓展了国家认同的容纳范围;第二,公民身份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领域的独立,把国家认同还原为一种政治性认同。民族认同被严格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体现为民族成员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维系和延续,国家认同则作为一种政治性认同存在,通过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互动,从而完成个体权利保障与国家合法性的双向建构。

  公民身份作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连接纽带需要通过一定作用机制实现。这些作用机制体现为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所采取的价值理念、政治架构以及政策措施的总和。按照这些作用机制涉及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价值与政治过程两个层次,可以把国家认同构建的作用机制区分为“政治价值引导”和“政治过程开放”两个重要方面。

  每一个民族所处的政治体系都运行在一定的政治文化中,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1]29。政治文化通过认知、态度、价值、情感和理想等方面的内容影响政治体系的结构组成及其互动,影响政治过程的运行和政治实践的运作。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两者互为表里,互相作用[12]。政治价值引导主要是指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对于政治体系中的个体、政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和约束作用。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政治观念和价值影响和约束政治实践的具体运行。当政治观念和价值以一种系统的观念体系组织起来,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对社会政治生活具有系统的指导和规划作用时,政治观念和价值就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引导既可以是顺应社会思想的结果,也可以是国家主动构建的产物。政治价值的引导通过决定国家认同的内容、引导权利构建的方向、调节政治过程的开放,进而对公民身份的内在维度产生作用,对国家认同构建的效果产生影响。

  1.决定国家认同内容。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认同是个体对于“我是谁?”的一种最高回应。国家认同的共同性基础,或者说个体国家认同的目标指向,主要分为3种类型: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体制,因而,国家认同也就具有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三个不同的面向[13]13。国家认同内容的不同,指向认同要素的不同,将会对多民族国家社会团结和联系的纽带产生重大影响。以单一族裔或者文化定义国家认同的内容,政治共同体建立的基础就是单一的民族或者特定的文化,它必然对其他民族或者文化存在形式产生排斥作用。以这种社会纽带建立政治共同体,必然会排斥其他民族或者文化形式的存在,抑或要求其他的民族或者文化存在形式同化或吸收进单一的民族或同质的文化中。作为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民族国家”理念,就是把国家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之上,这成为当今民族冲突和矛盾的重要思想根源。

  政治共同体采取不同的国家认同构建的价值取向,可以塑造族裔、文化性国家认同,也可以塑造政治性国家认同。对于公民身份建设而言,多民族国家采取政治性国家认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国家认同构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政治性国家认同把政治共同体联系的纽带和社会凝聚力的来源建立在地域归属和公民身份基础之上,这样就可以容纳多元的民族群体,任何一种民族认同在这种国家认同形式之下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政治性国家认同表明,多民族国家通过对民族成员权利和利益的保障,建立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民族认同则可以在民族成员私人空间得以保持。总之,政治共同体通过构建政治性国家认同,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从而实现民族成员公民权利保障与国家合法性的双向互动。在政治实践中,国家认同的内容往往不是单一的,往往杂糅了族裔、文化、政治等不同的构成要素。例如,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容既包含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性国族认同,也包含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2.引导权利构建方向。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个体与整体(国家、集体)关系的不同取向,构成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待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可以偏重个体,也可以偏重集体,这种政治文化取向反映在权利观上,则有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观和以集体为本位的权利观。从这两种不同的权利观出发,可以衍生出个体性的权利和集体性的权利。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的语境下,各种权利的构建围绕个体展开,权利赋予也主要是针对原子化的个体,对于基于社群文化的集体性权利采取了“善意的忽略”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则重视集体性权利的保障,要求赋予民族集体性的权利。20世纪中期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也要求对文化社群的集体权利予以保护。对于民族认同而言,集体性权利的赋予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保护民族赖以存在的文化社群及其文化形式,少数民族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保护。围绕个体性权利和集体性权利的赋予,就成为公民身份建设一项重要内容,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构建也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政治体系可以引导公民身份的建设倾向于个体性权利,也可以倾向于集体性权利,或者同时兼顾两种权利。如果说构建个体性权利是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国家认同构建的普遍经验,那么随着族性张扬[14]以及其由此引发的各种民族认同政治化现象,已经促使多民族国家由重视个体性的权利向兼顾个体性权利和集体性权利方向发展,权利构建的方向已经由单一维度向复合维度发展。复合维度的权利体系在保障民族认同中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单一维度的权利观(个体权利观)强调对原子化个体的保护,忽视多民族国家中的异质性成分,其通过机会平等保障民族权利的方式忽视了弱势民族群体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反而加剧了民族的不平等。复合维度的权利观能够在实现公民个体权利保护的同时,促进民族群体延续和民族认同的维系,从而有助于国家认同的构建。

  3.调节政治过程开放。政治在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中发挥核心作用,能够进入政治过程并且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关系政治体系中个体或者群体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能够进入政治过程并且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是一些占有资源和权力的主导群体,这种群体可以是某个阶级,也可以是某个民族的精英成员。现代社会民主化趋势的发展,促使受压迫、处于社会底层中群体的日益觉醒,它们在现代化的影响下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和参与欲望,希望能够获得平等进入政治过程,要求改变政治体系中权利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格局。政治过程也由局限于小部分人或者群体的密闭性结构向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群体敞开的开放式结构发展和演变。

  多民族国家政治价值的取向不同就决定了政治过程的开放程度。政治价值可以导向族际平等,也可以导向族际不平等,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决定了民族群体介入政治过程的程度,决定了不同的民族群体在政治过程中影响力的大小,从而影响到政治过程的开放性。在不平等的政治价值的引导下,公民资格在民族群体之间的赋予具有一定的限制性,有些民族被赋予公民资格,而有些民族群体则被剥夺或者拥有附带限制的公民资格;在公民权利享有上,民族群体之间也会存在差异,这限定了民族群体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程度。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过程对一些民族群体而言是完全闭合或者是不完全开放的,民族成员难以具有平等和完全的公民身份,国家认同意识就会受到损害。在平等的政治价值引导之下,公民资格会对所有的民族群体开放,公民权利行使的程度也会逐渐加深,民族群体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民族介入政治过程的能力和影响力也会趋于平衡。这时,一种完全和平等的公民身份才能建设起来,民族成员对于国家的认同才能逐渐确立。

  政治过程的开放主要指政治过程向更多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个体、群体开放以及它们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由于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差异性,民族群体之间互动模式的不同,政治过程开放对于某些民族群体而言要大些,对于有些民族群体则更小一些。政治和法律上的障碍曾经长时间影响不同民族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的程度,有的国家的一些民族群体长期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或者根本不被赋予公民资格。例如,美国的黑人在内战之前是供人役使的奴隶,即使在废除奴隶制度之后政治参与权也长期受到限制;东南亚的华裔在政治参与上长期受到限制。民族群体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能力差异无疑会影响民族成员公民身份的实现,如果民族群体长期处于政治失语状态,就难以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意识。构建公民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国家逐渐构建民主制度、实施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的相关政策,打开所有民族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通路”(access),允许民族群体之间平等的参与、畅通地进行利益表达。

  政治过程的开放需要消除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设定,保证所有的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保证政治过程对所有个体或者民族群体平等的开放。多民族国家由于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有的只允许个体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禁止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参与,有的国家则赋予一些民族群体集体性权利,允许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进行自治或者在中央政府拥有本民族的代表。政治过程的开放需要容纳不同的政治利益诉求,需要为不同的民族群体利益的表达提供可以妥协、协商的公共平台,以满足民族成员的不同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包括国家资源在群体之间的分配(例如民族优惠政策)、纵向上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例如自治的要求)、政治过程中参与程度的要求等等。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民族群体要求脱离国家、另立门户的民族主义要求是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一种解构,超出了政治过程开放所能允许的最大范围,往往会遭到所在国家的激烈反对。

  1.资格的赋予。公民资格是公民身份的最为基本的维度。公民资格是指国家赋予个体成员的一种法律资格。国家通过资格的赋予,使得一部分人具有成员身份,同时也具有享受国家赋予的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的资格。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而言,获取公民资格的方式分为出生地原则、血统原则或者两者兼有。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尤其是一些通过移民形成多元化民族的国家,公民资格的赋予主要指多民族国家通过宪法、法律以及其他相关的公民归化政策,取消各种针对移民群体的不合理规定和限制性标准,扩大公民资格所涉及群体的范围。公民资格对一些外来移民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被宪法、法律承认作为国家的一员,以及缩减民族群体成员成为国家公民的代价,关系移民在移居国家的融入程度和整合水平。移民群体往往会诉求一种平等的公民资格,而不是作为“外来人”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对于其他的民族群体而言,例如“民族”(nationality)、种族或者土著人群体,公民资格则经历被动赋予的过程。因为,对于这些民族群体而言,获得某种程度政治独立的地位,或者要求维持自身文化特色和社会组织形态的集体权利,要胜过对于个体性公民资格的承认。在美国,印第安人经历了作为某种类似独立国家的政治实体,到被动赋予公民资格、成为国家公民的一分子,再到主动争取民族集体身份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公民资格赋予的演变趋势,即由个体公民资格的承认到个体与集体成员资格双重承认的发展历程。

  2.权利的拓展。公民身份的权利维度,表明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完全平等的成员身份,即个体在法律面前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公民的权利与公民的身份地位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有那些具有身份资格的成员,才可以享受一系列的权利。“在20世纪的社会理论中,公民身份的观点最紧密地与享有某种重要的权利和资格相联系。在这种公民身份的观点中,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的界定性特征:公民身份要求拥有权利,并且那些拥有权利的人一般被认为享有公民身份。”[15]447-509在法律的或者形式的权利平等面前,权利内容的不平衡以及权利赋予的群体差异则是权利在社会政治中的真实状态。不仅权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存在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国家针对不同的群体公民权利的赋予情况也存在差异。

  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权利观念的觉醒和族性张扬已经促使民族群体,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争取更多的权利内容、要求权利更均等的分配。权利的拓展也表现为由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即法律中的权利要真正落实为公民政治的实践。权利拓展还表现为消弭权利在群体分配之间的差异,实现群体之间的权利平等,一些处于社会弱势的民族成员在得到国家平等对待的同时,还要求一种基于群体差异的权利诉求,以满足民族群体发展的目标,个体性的权利走向了集体性的权利。民族移民群体一般要求作为国家的一员得到平等的对待,个体性的权利诉求居多,而对于“民族”(nationality)、土著人群体则要求带有政治性的集体权利,这都需要公民身份通过政治权利的不断拓展做出回应。

  在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内部出现族性张扬的趋势,民族群体诉求个体性权利同时,也关注集体性权利,要求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予以特殊的对待。这无疑对“原子化”个体为假设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造成了冲击。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不满足于民族认同的保护仅仅局限在私人的活动领域,要求通过相关的政治建制或者宪法承认集体权利,诉求差异性的公民身份。威尔·金里卡把针对族体和民族特殊群体的差别权利分为三种形式自治权利(self-government rights)、多族类权利(polyethnic rights)和特别代表权利(special representation rights)。[16]37-48这些都表明了民族认同具有的政治性质,一些民族群体要求集体性权利对自身的利益进行保护。

  3.参与的深化。政治参与是公民身份的一个悠久的维度,这种传统来自于古典公民身份理论对政治共同体参与的强调。现代公民身份也要求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一般而言,参与主要指政治领域的参与,这种参与的权利以往被限定在特定的群体,各种基于宗教的、性别的、民族的界限和障碍充斥在人类政治参与的发展史中。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已经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公民的身份地位相联系,各种民族的、性别的障碍已经被打破,人们在法律面前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深入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通过公民权利的行使,畅通民族参与的渠道;第二,通过参与政治过程,表达多元的民族利益诉求。民族成员在行使公民权利,介入政治过程,实现民族利益表达的过程中,推动政治参与的深化,从而实现了民族成员与政治体系的良性互动,一种平等和完全的公民身份才能逐渐构建起来。

  公民身份最后一个维度——认同,可以视作是个人在与政治共同体互动过程中的心理结果和主观体现。在以公民——国家为框架之下的公民身份理论中,个体的归属和认同以国家为投射对象,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意识。这是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来源和合法性基础。公民身份的认同维度渗透在其他三个维度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相互作用中。只有公民享受一种法律地位,具有合法的公民资格,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并能够通过政治参与影响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个体才能产生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现代国家,公民对于国家认同的实现来自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互动产生的契约交换关系。国家通过保障个人的权利、平等地分配社会价值和资源,个体则在权利实现的基础上形成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无论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较早建立的发达国家,都试图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在完善作为国家“硬件”的民主制度构建的同时,还需要构建作为国家“软件”的统一的国民认同意识。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国家是一种政治法律的共同体,而国家认同也主要是一种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来源于民族成员对于国家的支持,来源于国家对于公民身份完善和保障所产生的合法性。因此,国家认同可以看作是政治体系回应民族政治诉求、应对民族认同政治化现象,通过政治体系的调适机制,在拓展和深化公民身份内涵过程中,促使民族成员产生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以及一种情感和归属上的紧密联系。

  中国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已赋予各民族成员公民资格和民族身份,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权利保护体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各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愿望,初步确立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硬件”。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向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中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就是要确立一种稳固的国家认同意识。现代化发展中利益分享的不平衡性、民族认同意识的高涨、各民族成员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民族成员的城市融入等因素,都会影响各民族成员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从“价值—过程”的视角来看,中国在继续奉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理念的同时,还应该更加注重完善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障民族的文化发展权益,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构建有助于民族成员城市融入的权利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国家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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